一人公司为何开始“奔县”

　　“OPC”(即One Person Company，一人公司)是什么?最近几个月，95后廖家乐对这个词追加了一种新理解：“O”是开放(Open)，“P”是先锋(Pioneer)。“C”不是某种创业者特质，而是他所在的县城——海南澄迈。

　　一人公司已经成为AI时代‌最受关注的新型创业形态之一。出台政策扶持“单人成军”创业者的城市不胜枚举，如今，这张“英雄榜”上出现了一些县城的名字。

　　“澄迈从未如此‘齐平’。”澄迈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司新颖对记者说。他描述的是一项流行事物从城市推广到县域的“时差”，过去也许是半年。但关于AI的一切，澄迈和一线城市几乎一样敏锐。北京、深圳“龙虾热”(指开源AI智能体项目OpenClaw的火爆——记者注)兴起没多久，3月中旬，澄迈就举办了海南自贸港首个“龙虾大会”，向OPC入驻企业赠送“龙虾盒子”。

　　近日，不少县城都密集抛出了针对OPC的重磅支持政策：浙江嘉善县发布相关措施，项目最高可在当地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1000万元资助;福建多个县均组建了OPC联盟，其中连江县成立的“HAI+OPC”联盟希望打造可供复制推广的“县域海洋OPC示范样板”……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在与多个县域OPC社区运营方的沟通中发现，这些社区大多处在起步阶段——不少县城近两个月内迎来首家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OPC企业，许多县域OPC社区的前身都是数字游民基地或创业孵化园。

　　“县城主动布局OPC社区，我认为这是县域经济在AI时代的一次战略性布局，值得充分肯定，但也需要理性看待。”浙江农林大学生态文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浙江省生态文明智库联盟秘书长钱志权告诉记者，AI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工具大幅降低了创业的技术与资金门槛，这为县域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遇窗口，“但我也注意到，部分县域一哄而上，偏重挂牌子、建工位，却忽视了持续的场景供给和生态培育”。

　　“奔县”不等于“降级”

　　廖家乐作出了一个“走到海边”的决定。原本在江西新余围绕电商创业的他先是被海南自贸港的跨境电商业务优势吸引，来到省会海口，但不久后决定搬到澄迈县老城科技新城。

　　在澄迈那场“龙虾大会”上，他第一次了解“OPC”。“当时就感觉AI技术不再只是北上广深的专属，它已经开始下沉并与传统产业结合。我开始系统地了解和应用AI技术，比如用AI生成视频、优化设计等，这在我之前的创业中是很少涉及的。”廖家乐说。

　　之前，他同时面临两种煎熬：在外部，缺少高质量的同行交流，电商行业变化快，选品、平台规则、内容表达和运营方法都在持续更新，如果没有稳定的交流圈层，创业者很容易困在自己的经验里。而在他当时管理的30人团队内部，几位合伙人的经营理念分歧和管理上的混乱让他感到疲惫。

　　他最终选择成为OPC，独自决策，行动力大大提高。这个选择也意味着独自承担所有决策风险，但在澄迈OPC创业社区，他感受到一种“各自掌舵，但不必各自漂流”的感觉，“大家来自不同领域，业务上未必直接相关，但交流时愿意分享经验、互相启发”。在与AIGC创业者以及深耕行业多年的产品经理交流中，他意识到跨境选品不能只把中国市场的答案翻译成英文，开始在选品环节增加文化语境、思维习惯和文字含义等判断维度。

　　司新颖介绍，除了海南本地，澄迈还吸纳了大量来自珠三角、长三角、北京的OPC创业者。当地聚集的OPC创客主体数量已超过500，从年龄结构看，核心群体是28岁到45岁的成熟人才——有经验、有技术、有资源。

　　钱志权认为，各地面向OPC的举措让年轻人看到，来到县城创业不等于“降级”，而是换一种方式实现职业价值。对于一大批返乡创业的年轻人来说，更深层的动力在于职业可能性的拓宽——过去县城缺乏与高学历人才匹配的岗位，返乡往往意味着向现实妥协。

　　“而OPC模式允许年轻人带着一线积累的技术视野、商业认知和数字能力，在家乡的本地产业中找到新的机会。返乡是主动选择一种更具掌控感和生活品质的创业路径。”钱志权指出，OPC为县域引才提供了新的可能，“更准确的定位是增量补充”，年轻人不必依赖本地既有的岗位供给。

　　“有人将从一线城市或省会到县城创业理解为‘求稳’，我并不认同。”廖家乐对记者坦言，他认为一线城市提供的是“资源密度”，人才和技术高度集中，而县城提供的是“创业余量”。他希望避开激烈竞争，来到一个资源供给更充裕的地方，让自己成为主角。

　　比给补贴更重要的是给订单

　　在分析县域OPC发展前景时，钱志权向记者指出，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一人公司的抗风险能力较弱，若缺乏稳定的订单和收入，青年可能再度外流。”

　　在他看来，县域OPC的优势在于场景而非技术。OPC最适合数字服务、内容创作和垂直场景应用等轻量级赛道，这些领域不需要重资产投入，更依赖创意和数字技能。县城恰好拥有特色农业、文旅资源和本地电商等丰富场景，能够为OPC提供应用土壤。

　　钱志权强调，OPC的成长高度依赖本地数据要素的开放程度和产业数字化水平，“如果县城仅仅提供物理空间而缺少数字土壤，那么这些一人公司最终只会成为政策过客，难以真正扎根”。他指出，如果没有系统性的供需对接平台，光靠创业者自行摸索，磨合成本会相当高。

　　这正是司新颖认为“澄迈模式”的关键所在，政府主动开放15个成体系的真实产业场景，鼓励创客们直接进行最简商业化验证(MVP)，一个团队开发出AI营销工具，在本地商户中验证可行后迅速推向全国。

　　“我们的目标是，到今年第四季度，从这些零起步的‘一人公司’中，至少要跑出10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司新颖说。

　　记者梳理发现，不少县城都为OPC开放了“订单池”。广东省东源县AI+OPC+乡村创业工作专班负责人向记者介绍，他们梳理整合高校、县内企业、景区、乡镇、农村等200多项应用场景及业务需求，搭建起了总金额超3000万元的OPC供需订单池。

　　此外，不少县城正在结合地方特色产业、文旅IP等，发展具有地方辨识度的OPC生态。“世界陶瓷之都‌”福建德化计划到2027年培育500家以上陶瓷领域OPC主体，打造AI陶瓷设计、直播电商、跨境贸易三大核心赛道。

　　“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则建立了AIGC·OPC产业基地。该基地负责人王全国介绍，他们聚焦“AIGC内容生产”和“AI+蔬菜”两个板块，围绕乡村全面振兴和蔬菜产业主题，制作漫剧、精品短剧等项目并承接农业企业的定制AIGC广告、宣传片。在工具研发应用上，该基地正在组建标准化的数字人生产线，同时开发一个指导全国农民给蔬菜“看病治病”的AI问答工具，“类似于蔬菜领域的‘豆包’”。

　　“我们还正在谋划全国第一家设施蔬菜领域的数据标注产业基地，寿光蔬菜是一个千亿级的产业，集聚了从种子到销售的大量应用场景和产业数据，我们想把这些数据采集上来，进行标注。”王全国说。

　　王全国期望以“蔬菜OPC”为切入点，为全国拥有特色产业的县域探索出一条经济提质创新的新路径。他认为，县域OPC不必惧怕服务领域的“小众”，以寿光为例，尽管农业垂直场景看似比通用场景更“小众”，但依托当地庞大的产业盘子，只要找准定位，创业者就能挖掘出极具价值的精准应用场景。

　　县域OPC将深度参与区域经济发展

　　“大量‘一人公司’的涌入，正从多个维度重塑县域经济的微观结构，最直接的变化是市场主体构成趋向轻量化。传统县域经济依赖规上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两极，中间层的中小微企业相对薄弱。”钱志权认为，OPC将在县域经济中占据一种独特的生态位。

　　他还提到，OPC创业者具备数字工具使用能力，相当于为本地传统产业注入了轻量级的数字服务力量，能够以较低成本帮助农业、文旅、制造等环节完成初步的智能改造，“这种由市场自发驱动的转型，往往更接地气、更可持续”。

　　记者发现，县域本地传统产业中，一些早前来到县域的创业者也在积极将自身“OPC”化。2022年，刘雅洁回到家乡“电商名城”宿迁创业，目前是泗洪县玉洁陶瓷工作室的负责人。今年，她所在的电商产业孵化园升级为青橙OPC创客社区，她也成为社区首批入驻的OPC创业者，开始学习将AI技术融入传统陶瓷生意，她向记者反复提及要“跟上时代浪潮”。

　　她向记者解释，团队转型过程中并未裁员，而是把员工从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更多时间搞创新、想新点子。“我们主营多肉花盆，把想法告诉AI软件，很快就能出图，设计周期大大缩短。直播带货方面，我们用AI做短视频和图文，实现高效引流，客服售后也一样，以前一个店要几个客服，现在一个人能管几个店。”刘雅洁说，AI省下的时间可以自己安排，选择更多了。

　　在澄迈，廖家乐省下的是创业成本。“综合创业成本大约降低了70%，不只是钱，更有创业者的试错成本。压力下降后，我在经营决策上更有勇气和信心，既敢于扩张已有业务，也能够为新项目预留空间、提前布局。”他还提到，自己如今更“松弛”了，“县城的节奏让我能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在OPC社区，我们会一起喝下午茶，自由交流。我积极地融入当地，结交了许多朋友，甚至能听懂一些当地方言”。

　　司新颖认为，OPC强调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聚落，利用当地的算力经济和政策资源，深度参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在“AI+OPC”赋能下，县域正在从被动的“产业传导”末端，转变为“价值主导”高地，具备了发展高附加值产业的可能。

　　如今，“一台县城电脑联通全球市场”就是廖家乐的日常。这份创业，他能想到的“缺点”只有吃不惯海南菜。想家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做一盘江西版的辣椒炒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宇龙)

　　责任编辑：韩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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