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活疫苗背后的“三笔账”

　　6月16日，适逢病毒学家、“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由中国科协主办，中国科协科学技术传播中心(中国科学家博物馆)、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联合承办的“一生一事一方舟——‘人民科学家’顾方舟诞辰100周年纪念展”正式开放。展览上的图片、实物资料展示了脊髓灰质炎防控过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

　　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1958年，顾方舟到了中国医学科学院，担任新成立的脊髓灰质炎研究室主任。

　　有一天，一个母亲背着孩子来到研究室，请顾方舟救救孩子。这是一个患上脊髓灰质炎的小女孩，病情很严重。顾方舟告诉这位母亲：这个病完全治好不大容易，只有到医院去找整形科的大夫，帮助恢复一部分腿的功能。后来，那位母亲在走廊的椅子上坐了很长时间，很晚才离开。顾方舟非常内疚，没有办法帮助她。

　　脊髓灰质炎病毒破坏的是支配腿的脊髓前角的运动细胞，一旦被破坏就恢复不了。应对脊髓灰质炎唯一的办法，就是发明疫苗预防。

　　1959年，卫生部与中国医学科学院派出以顾方舟为首的四人考察组，前往苏联学习脊髓灰质炎疫苗制备技术。他们被安排在俄罗斯联邦疫苗与血清研究所，那里正在生产一种灭活疫苗，也称死疫苗。

　　在弄清楚生产工艺流程后，顾方舟算了三笔账，敏锐地发现死疫苗不适合我国国情。第一，死疫苗打一针需要几十块钱，而且要连续三针，隔一段时间还得补第四针。中国需要打死疫苗的孩子上亿，算经济账，国家承担不起。第二，给孩子打针注射涉及安全等各方面问题，需要培训庞大的专业防疫队伍，这也不符合国情。第三，从专业技术上分析，死疫苗虽然能降低发病率，但控制脊髓灰质炎流行的效果并不如意。

　　当时，顾方舟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小儿麻痹疫苗研讨会，了解到苏联和美国有合作研究活疫苗的协议。他拿到了一些资料，有空就到图书馆去看活疫苗的资料、做笔记。

　　他苦苦思考：死疫苗还是活疫苗，我国选哪条技术路线最合适?

　　比较明确的是，就我国当时的国情，选择死疫苗的路线恐怕很难，光培养基就用不起。顾方舟给国内写信：我的任务是了解苏联死疫苗的生产、使用情况，我了解到还有活疫苗，而且在国际会议上，专家们就这两种疫苗争执很厉害。

　　他判断，我国应该走活疫苗技术路线，因为这条路线能够间接消灭脊髓灰质炎，而且从经济上看，我国能承担得起。

　　美国研究活疫苗的沙宾教授把活疫苗样本赠送给了世界上多个小儿麻痹症研究室，包括顾方舟导师丘马科夫的研究室。顾方舟从导师研究室得到样本以后，怕样本失效，就跟大使馆联系。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正在苏联访问，他让顾方舟马上回去一趟。

　　顾方舟立即带着样品回到北京，报告了死疫苗、活疫苗的情况。他强调，消灭脊髓灰质炎主要在于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免疫屏障，让病毒再也进不来，而能不能快速在适龄儿童中建立起脊髓灰质炎免疫屏障是最重要的问题。

　　经过顾方舟的一番争取，1959年6月，卫生部发布了《关于小儿麻痹活毒疫苗大规模试用计划(草案)》。活疫苗的技术路线终于确定下来，顾方舟如释重负。

　　顾方舟和他的团队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活疫苗上，大家争分夺秒、不遗余力地努力学习，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让脊髓灰质炎活疫苗在中国尽快落地生根。

　　面对死疫苗与活疫苗之争，顾方舟没有迷信任何一方，而是从经济上、国情上、科学上算了三笔账，作出了符合我国实际的选择。后来事实证明，采取活疫苗的路线，是我国消灭脊髓灰质炎过程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措施。

　　顾方舟的女儿顾晓曼说：“父亲做科学研究，每一步都很扎实。包括他给哥哥试吃脊髓灰质炎疫苗，并不是一腔孤勇或一时冲动，而是基于扎实的科学实验作出的选择。”(记者 代小佩)

责任编辑：zzy2026